为了上去  必须下来

——《我论中国男足》之二

    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把对足球的重视提上日程，大力拓宽职业化道路，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足球意识迅速“强化”，政府的政策给予倾斜；财政的支持开大了口子；而聚焦于男足的老板们，更是投入或备足了大把的票子；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人都错了！

毫无疑问，拔苗助长只能产生贻害效应。据7年前的若干报道，有家足球俱乐部出于多方面的合理考虑，想把某些球员的工资由每月8000元降到5000元，结果，球员发怒了，俱乐部赶紧收场不说，还要加以抚慰；西南某俱乐部为了激励球员，赢一场球的奖金高达80万；辽宁某球队某年投入5000万，次年更得高达6000万；各甲A俱乐部每年花在球员身上的钱平均在3000万以上。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球员技术低劣、心理脆弱、作风松散、追求庸俗。虽然职业联赛及各级政府和俱乐部的巨额投入拉动了足球落后地区的介入，普及工作有了成效，但是，国家队或尖子球员的水平一如既往。如果说我们的种种努力最重要的目标是不断冒出一批高质量的球员打入世界杯大赛的话，我们80%以上的钱就白花了。这个帐很好算：就大多数人而言，劳动是为了赚钱，多劳动则为了多赚钱；而一旦不费大力就可以暴富的话，何苦多流汗水呢？可见，我们的球员综合素质裹足不前，主要原因之一，骄宠使然；用俗语来形容这个问题更能一针见血：狼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即使那些低能球员侧柏、曾经3 ：0战胜了阿联酋，甚至偶然闯入了世界杯大赛，大家也不应该掩耳盗铃，忽视上述问题。所以，我们在几乎尝试了所有办法仍然无效的情况下，不妨应该运用悖论思维来解决中国男足的问题，这就是“为了上去，必须下来。”

首先，过度膨胀的足球热情应该降下来。一是各级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产业格局的核心，要认清在财政资金有限的形势下，超负荷地投入足球乃舍本逐末之举。基础性产业的发展达不到一定水平，作为附属性的足球产业既使搞起来了，也很快会跌落下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二是投资的老板们要对创收来源有个理智的分析：第一点，球员不好，球队不强，球市不火，门票销售不力。目前走红的西安球市只是成都现象的翻版，早晚要降温的。那么，这一块必定要亏。第二点，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大多数俱乐部既拉不到广告，更不会获得赞助。第三点，在目前的中国男足圈里，指望球员转会赚钱为时尚早。

其次，规模应该降下来。从联赛看，各级球队构成的阵容已经让观众不能兼顾了。从商业角度说，任何一次基数之外的比赛都是浪费。从提高水平的角度说，过于为联赛折腾而无暇他顾，会使每一支队伍的技战术水平呈现出多年来的这样一种怪态：初春的第一场比赛和入冬的最后一场比赛，模样差不多，压根没有长进。看来，提高需要训练、比赛，也少不了科学的总结、调整。从地区分布看，在不否定民间自发介入的基础上，中国足协应该将分散的精力、财力之部分投注于京、沪、津、辽、川、渝、粤、吉等地。充分挖掘这些地方的男足潜力，比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事半功倍。从培训后备力量看，对兴办足校要实行总量控制。事实无数次证明，这些足校传统的、单调的训练方式，根本不是培养我国男足世界级人才的出路。倒是在平常的学校里凭着业余爱好和良好素质投身足球的孩子，成就大器的机率更高。因为单一培训注入的技术比之教育养成的综合素质实在有天壤之别。

最后，球员的收入应该降下来。在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涉及了各个领域的今天，男足圈子反倒陷入了贡献少而挣钱多的泥潭。这无论怎么说也是大多数球员不思进取的症结。另外，这也是各俱乐部资金正常运作的沉重负荷，基础建设投入、后备力量培养都因此而捉襟见肘。许多老板从进入到退出，大多是因为手头拮据。而导致这一困窘的主要因素，也是球员薪水太高。即使仍在支撑着的投资者，谈到这个话题都无一例外地感到头痛。由此可见，这种不合理的超值分配如果不予革除，终有一天会导致所有的老板都要远离绿茵场。到了这步田地，职业化夭折在所难免，相当多的球员出国无能，在国内无用，想把工资降下来都不行了。可见，有人把中国男足高于贡献若干倍的收入比作扼杀职业化的毒瘤，是不算为过的比喻。

当然，这项工作积重难返，既得利益者要十二分地加以否定，甚至威胁、恫吓。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如果面对女足，或是乒乓球队、羽毛球队那些英杰的不满情绪，还可以考虑，并要适当调解；但是对中国男足的非份要求和超值标价，一步都不能让。所谓举大事者不计小嫌，即使因此出现罢训、罢赛局面也是阵痛。足球总是有人踢的。

退一万步说，果真出现了那种情况，那反是中国男足转运的发端。试想，新一代球员待遇合理，没有更多的余钱去追求奢侈腐化、去逛吧泡妞，势必把精力用在苦学球技、锤练意志、增进知识和修养心性等方面。达到如此境界，中国男足的水平也将毫无疑问要提升几个档次。到了那个时候，不但球迷要大声疾呼，连笔者也得不断提议：政府、足协和俱乐部老板们，中国男足不是老样子了，工资和相关待遇该上一上了。

但是，现在不行。